8月1日晚，鲜少看电影的吴建琦专门去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太沉重了。”她说。在电影里，她没有见到父亲吴旋的出现，但从电影情节里，她看到了吴旋和罗瑾的影子。
上世纪30年代末，罗瑾在华东照相馆学徒，陆续将日本人送来的胶卷多洗了一份，并从中挑出16张装订成册。在因生活所迫考入“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后，他将照片藏于集训队所在的毗卢寺中，后被同样因生活所迫进入集训队的吴旋捡到，秘藏起来。1946年，吴旋将相册呈送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审判谷寿夫时起到重要作用。
近段时间，随着影片《南京照相馆》的热映，吴建琦的家人群热闹了起来。她的亲友后辈不时分享各种链接，都是网上最新传播的罗瑾和吴旋接力完成“京字第一号”证据的传奇故事。其中，她还看到一部上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片段，父亲吴旋在影片中讲着他捡到相册、秘藏相册的经历。看着已故父亲的身影，吴建琦百感交集，“多少年没听到父亲的声音，看到父亲的样子了”。
展开剩余81%吴家祖居南京，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我父亲吴旋1923年生于南京，9岁的时候我爷爷过世，19岁的时候，我奶奶也过世了。”吴建琦说，1941年，她父亲因生活所迫考入“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之后在江南公交公司、南京蔬菜公司等单位工作，直到退休，“一直默默无闻”。
在吴建琦看来，父亲吴旋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这辈子做出的最大也是最可贵的一个决定，就是在1941年初捡到相册的瞬间，决定秘藏起来，并最终呈送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印象中，父亲很少跟我们谈相册的事情。”吴建琦回忆说。吴建琦是1963年生人，自记事起，就已进入“文革”，吴旋因有考入“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的经历，被下放到连云港，直到1979年才返城。待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不承认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中国学术界奋起反击，查找相关证据驳斥他们，吴旋才被“发掘”出来，频繁接受采访，“央视、上海台、南京台、江苏台，都来过”。而此时，吴建琦已结婚生子，虽然也时常回家，但亲耳聆听父亲讲述那段历史的机会少之又少。
在吴建琦的记忆里，第一次听父亲讲述相册的事，还是1984年端午节去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那天。“父亲看到二档馆展柜里躺着的相册之后，他特别惊喜。先是带我姐去看，后来又带我去。他就想让我们每个人都去看一看。”吴建琦回忆。
“当时相册就平铺在展柜里，鬼子刀举得高高的，一看到照片，我心里当时就‘拧’了一下：日本人真是残忍啊。”据吴建琦回忆，吴旋带她去的那次，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要求见一见馆长，而“馆长听完我父亲的介绍后，立即说终于找到你了。馆长说，他们曾去南京市公安局查找我父亲的去向，但当时他已下放，没有联系上”。
以后，吴旋才开始陆续跟吴建琦讲那段历史。其中，让吴建琦印象最深刻的是，吴旋在集训队遇险。“父亲跟我说，当时集训队里已传开了，有人收藏十几张日军杀人照片。政训员召集全体学员训话，要求他们上交照片。当时相册就在父亲怀里，我父亲说，日本人当时没搜身，如果搜身的话，我人肯定当天就没了。”
作家徐志耕告诉记者，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采访过吴旋，吴旋也曾跟他回忆过这一段往事，后来他将这些细节写入报告文学《血证》中，并收录在《南京大屠杀》一书里。
吴建琦告诉记者，听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都感觉非常紧张，但“父亲说没得办法。当藏弹事件才发生不久，相册放在哪里都不安全，只能一直随身带着”。
吴建琦所说的藏弹事件，是传言汪精卫要到宪兵二团毕业典礼上讲话，但在毕业典礼当天，宪兵在一学员被窝里发现一枚手榴弹，典礼随即取消，紧接着就是一场严密的大搜查。当时相册还在罗瑾之手，这促使罗瑾将相册转移，藏在寺内厕所砖缝中。没过多久，吴旋就在草丛里捡到了相册。
在全员训话之后，趁站岗值班的机会，吴旋将相册藏在了佛像底座下，结业时，他才将相册秘密转移回自己家中。对于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秘藏相册，吴建琦回忆，“父亲捡到相册，看到照片里日军的暴行，感觉很气愤，就想把相册先藏起来。他当时就想，以后肯定能起到作用。他跟我们一直这样讲。”
本报2014年12月13日《人物·揭秘》版报道了吴旋。这张报纸，吴建琦保存了11年。
1946年，吴旋在呈送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相册时，曾写下一篇呈文，其中写道：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
但很显然，在审判完谷寿夫之后，国民政府并没有将相册送还给吴旋。吴旋再次拥有相册，还要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二档馆要复制相册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也送了我父亲一套复制件，包括相片和呈文。他都给我们看过。”吴建琦回忆说。
但后来，因为搬家，包括徐志耕《南京大屠杀》、相册复印件等物品都丢失了。
“父亲这辈子不停搬家。上世纪40年代，他住在小杨村，后来搬家到淮海路168号。下放连云港住了9年，返城后在中华门附近的南京市蔬菜公司宿舍住了半年，好不容易分到百子亭的房子，1997年百子亭又拆迁，搬到南湖真园。”回忆父亲一生的轨迹，吴建琦不胜唏嘘。
1998年2月份搬进南湖真园的新房时，吴旋已身患重病，“但搬家那天，他特别高兴，说这房子你看多好，墙一抹白，到处干干净净，电器一应俱全。”在新房里住了不到半年，吴旋就因病去世了。
“他们这一代人真是没享到福。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到现在都有一百零几岁了，他要是再迟生个20年，现在也就80来岁，看看现在的生活多好，是不是？”吴建琦说。
1998年，吴旋落葬普觉寺墓园。最近吴建琦看到新闻报道，罗瑾后来也葬在那里。
对于罗瑾，吴旋生前没有谈很多。吴建琦只知道他们很熟悉。1995年吴旋与罗瑾再次见面时，吴旋介绍自己说，为庆祝抗战胜利，他已由吴连凯改名为吴旋，罗瑾却直接叫他“黑皮”，说只记得这个名字。“黑皮”可能是吴旋年轻时因皮肤黝黑而被取的绰号。
洗印照片、秘藏照片、呈送照片，两位义士接力完成了“京字第一号”证据的传奇，过程曲折凶险，但他们各自凭着一腔孤勇完成了自认为必须要去完成的那一份责任和担当。每每想到吴旋和罗瑾这两位普通的年轻人在当年那一瞬间的庄重选择，吴建琦都万分感动。“可能这是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南京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吧。”她说。
实习生 江雪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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